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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华氏城的这次结集是在两派分道扬镳后举行的，是律师系的自部结集，法师系并未参与，故北传《阿含经》仍属二次结集的产物，前后只经过两次转译，包括二次结集时，半摩竭陀语转译为梵语，梵本来华后由梵译汉。

        南传圣典先后经历五次转译，包括二次结集时，半摩竭陀语转译为梵语；三次结集时，梵语转译为巴利语；南传锡兰后，巴利语转译为僧伽罗语；觉音论师重新改写为巴利文；最后传至中国时，巴利文译为汉语，是第五次转译。从译者的资质和工于义理的高度，从结集和转译次数的多寡来看，北传阿含经要比南传五部更早、更原始一些。因为转译次数越少，原味越浓这是一定的。

        后世有人以南传五部为标准来衡量北传阿含，认为巴利本缺的都是北传后加的，因而重南轻北，实为本末倒置。应当说不论南传北传，都是“一母同胞”，主体结集于佛灭当年是无疑的。尽管后来一分为四，乃至南北两传各自结集，说到底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全面领会全经主旨，才能总体把握佛法精髓。

        在佛灭后约三百年间，也就是从公元前486年至前186年，以阿含传承为正宗的阿难系一直团结和睦。

        公元前约185年至前149年，阿育王第六代孙，孔雀王朝末代君，巽迦王朝开创者沸沙王，发动了“憎嫉佛法焚烧经典”的灭佛事变，东部仅在华氏城即摧毁佛寺八百座，屠杀佛徒“血流成川”，有五百阿罗汉逃到王舍城南仙人山。西部在迦湿弥罗仅边境一带，即摧毁佛寺五百座，其他地方不计其数。

        在这次灭佛运动中，原阿难系本部被迫隐于雪山，后世称为雪山部。部分阿含师和经本因此幸免于难，为佛教保存了些许元气。

        佛教遭受了沸沙王朝的沉重打击之后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也因圣典毁失殆尽，一些阿难系上座部学僧无师可依，比丘迦旃延尼子受大众部《舍利弗阿毗昙论》影响，著《阿毗达摩发智论》，创立“说一切有部…所说与经不相符”。有部舍本逐末，轻经重论，最后分化为十一部左右，直到公元一世纪末期，鸠摩罗多首倡、室利罗多建立的经量部时代，才开始倡导回归经典，尊阿难为师。

        大众部则随分歧斗争加剧，至少分成九部以上，直至大乘教派的崛起为止。随着正法持续衰落和经本青黄不接，一些“中兴”佛教的先驱开始尝试新编经本戒本，寄托思佛与怀念之情的，有关诸佛前世行菩萨道的本生谭也被创作和流传开来，为大乘萌芽准备了丰富的养料。

        佛灭五百年后，与佛说“正法…余有五百年；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间已，正法则灭”相呼应，大约“公元一、二世纪间，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它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最后，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互相调和结合，又产生了大乘密教。”(1989《辞海》)

        基于律师系上座部的南传锡兰的佛教历经二百余年，此时也发生了部派分裂，形成了“斥大乘，习小教”的大寺派，以及“学兼二乘”，受新大乘思想影响的无畏山派，新大乘思潮由此波及南传。

        具体地说，公元一世纪佛教衰落至极点时，如《法灭尽相经》所说“诸比丘辈食人信施而不读诵经书，不萨阇［dū］为人受经，戏论过日，眠卧终夜，贪着利养，好自严饰，身着妙服，离诸出要、寂静、出家三菩提乐。形类比丘，离沙门功德，是法中之大贼，助作末世…毁禅定智慧，断戒璎珞，污染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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