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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军的士气和战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朝廷大幅削减防务开支的结果，便是分润到各级将校和底层丘八们手中的钱财急剧减少。

        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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