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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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