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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古王朝建立后，部族制被大规模内战破坏。周公姬旦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实行了封建制，“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部族的成员只要不是傻子，都成了领土领民的贵族领主，无意之中用封建诸侯制重新结构了全社会，也能说是重新统一。这应该是第二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由于封建制主要以共同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制为纽带，便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那样完全脱离实际、一厢情愿强调统一性的形象表述，容易混同于后世的大一统。其实只是“天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了，周天子的“天下”和各级贵族的国、家还是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且产权关系非常明晰。

        后来所谓“礼崩乐坏”，主要就是公然破坏这种产权关系。所谓“克己复礼”，主要就是主张恢复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就是围绕这种产权关系展开的。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将“天下”、国、家之间产权关系的原始记录公之于众、曝光了，不利于恃强凌弱、浑水摸鱼。

        第三次、管仲君臣以联盟制统一

        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制逐渐不能维系社会。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主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诸侯国家联盟。公元前651年的蔡丘之会，或可视为联盟的成立大典。过程保存在《左传》中、盟约保存在《孟子》中，都极有价值。

        在这种新体制中，周天子、盟长、诸侯，三方是互相制约关系。周天子已经类似后来的立宪君主，诸侯也已经接近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君。盟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是凭借自身实力、由诸侯推举、又必须周天子同意，但不能世袭、也不能干预后任的产生，和后来的君主全然不同。这是联盟制的历史价值所在。

        管仲君臣一匡天下并非改朝换代，而是历史上开创性的“王者之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宗族的联系进一步淡化，行政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应该是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能不能称之为联盟制，自然可以讨论。但有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不应忽略——这个依靠盟约维系的社会组织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从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侵扰、“中国不绝如线”的危亡中挽救了华夏民族、中原社会。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是咱们第一次成功抵御外族入侵。与两宋之后每有入侵、就会亡国的惨痛景象相比，这个依靠盟约维系的社会组织显然能够有效承担国家职能。

        三次统一，都明明白白记在历史上。如果未曾留意，可能就是无意之中戴上了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摘下来，自然清晰可见。

        在如此三次统一的两千余年历史基础上，早期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能是什么呢？

        接下来，历史误打误撞、懵进了另一个房间。不仅实行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的大一统，而且实行了“家天下”的大一统。这对于中国古代史，无论制度史还是思想史，对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简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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