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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勤杂工李永遗也着了道儿。有一张大字报揭发他与妻子通信使用密码。原来，他老婆是农村老家的，不识字。李永遗一年回家探亲一次。探亲以後，担心怀孕，就跟妻子约定：给他寄信报告情况。如果月事照常，就在信纸上画一个圆圈，对着圆圈打一个叉叉；如果那个月该来没来，有怀孕的徵兆，就在圆圈中间涂一个点。有一回李永遗接到的信正是这个不想要的图案。妻子还把那个点涂得特别大，使整个看起来像一只惊惧的大眼睛。李永遗开信拍大腿叫了起来：“糟了糟了！”大家以为什麽事，问明底里，大笑。谁都知道这不是密码，知道这个可怜的文盲家庭决无任何政治问题。但这时大字报既然已经没什麽材料写，拿出来逗一逗也好。

        这一逗不要紧，倒把李永遗本人紧张得两夜睡不着觉，连忙找领导交心谈心，向文革小组辩白。工作组听了他的故事，也乐了，说：“以後叫你老婆什麽也不要画，只寄一张信纸好了。红信纸表示没事，白信纸表示有问题，那不就得了？免得人家说你密电码通讯！”

        不久李永遗又回乡探亲。期间与老婆约定新的联络方法：“白信纸表示没事，红信纸表示有问题。”不过老婆把红白记忆错了，永遗回单位以後，收到的是一张红信纸，又吓一大跳！此是後话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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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大字报混战Ga0得人人自危。你想想，要是周围人都像宣传画上的人物那样，两手握着一支蘸满墨水的丈八长笔对着你虎视眈眈，你能不紧张麽？幸好工作组发出了减速指示，说，这个阶段的大字报很好，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揭出不少问题。然而，我们现在要把火力集中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身上，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至於你们小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暂时放一放吧。

        这一下该老夫子们倒楣了。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尽管熟谙YyAn二气瓶理论，嘴巴b保险柜管得还要紧，然而任何一个人再不说话，只要成为揭发目标，总可以找出问题来的。地球物理系主任李可余有一回吃完晚饭，保姆来收拾桌子的时候，他看到花菜炒r0U片的大碗里虽然东西吃完了，碗底却还油得很，就建议保姆把这个冲些开水喝掉。“不要浪费。你们乡下人轻易是喝不到这样的汤的！”革命左派们搜索不到这个学术权威的言论或思想问题，就去访问他家的保姆，终於将这个细节挖了出来，连夜写成大字报贴出去。这一下引起了公愤：这样对待劳动人民啊！

        有的老夫子则有历史问题。地貌系的教授古基光曾是个国民党少将。其实他这个少将只是个技术职位，既没军权，也没拿过枪。而且早就脱离国民党。然而在新生代的年轻人中间，由於生来就接受纯净教育，国民党这三个字已经成为撒旦的别名。撒旦的少将？那还宽容？揭发古基光历史问题的大字报一贴出，就如投出一颗炸弹，引起一片惊叫。

        以上说的是党外的老夫子。至於党内的老夫子也有麻烦。他们由於有了党票，b一般老夫子就胆大些，说话做事不那麽谨小慎微。教务长戚正召，一回有关工作人员到各科室问谁购买《诗词》不，戚正召从书案中抬起头来，像赶苍蝇似地挥挥手说：“你看看我这里书都摆满了，还买什麽！”对着作什麽态度啊！此人更大的问题是：执行什麽阶级的教育路线？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重政治重成份，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重分数重学术。戚正召显然属於後者，他每年都要赶走十几名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规定两门主要功课不及格，或一门主要功课加两门次要功课不及格就得退学；一门主要功课不及格或两门次要功课不及格就得留级；连续两年留级就得退学。这些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往往来向戚教务长求情。有一个人甚至写了血书。教务长接过来打开。他是一个有血晕症的人，见不得血。接过来打开，吓得就像捧着一条蛇，将血书甩地上，惊叫着跑开。无论这些学生表示怎麽样的态度，教务长一律不改决定，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们鸿蒙大学是理工文科大学，不是政治学院！”

        数学教研室主任钱玉宇是戚正召的粉丝，如果哪天被戚正召叫去臭駡一顿，他也感到是非常有脸的事，必定到处去说：“呀，今天凶得好厉害！”师徒俩一个上一个下，联合迫害起学生来那是没得说的。一个严格考试，一个坚决赶走，你想想还有笨学生的活路吗？

        好，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群众刚好安给他们一个罪名：迫害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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