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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李阿姨会过来敲门，送些水果或自己做的小菜。听到声音，谢言才会强迫自己走出房间，接过东西，对着李阿姨扯出一个练习过的、试图表示“我很好”的微笑，并低声说一句“谢谢阿姨”。

        然而，眼底那片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空洞，以及迅速消瘦下去的脸颊，是任何笑容都无法掩饰的。李阿姨看在眼里，忧心忡忡，每次都想多问几句：“小言，你是不是没休息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有什么事一定要跟阿姨说啊……”

        但每一次，都被谢言用“没事，就是有点累”、“在看书写作业”、“挺好的”之类含糊的话语迅速搪塞过去。他不想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些在皮肤下躁动的痛苦和无法控制的自毁冲动，是无法宣之于口的肮脏秘密。

        他不懂，真的不懂。连本该最爱他的父亲都只会用拳脚相向，生育他的母亲也能轻易地抛下他离去，他这样的人，究竟该怎么“对自己好”？这个命题本身，就让他感到荒谬和头疼欲裂。

        于是，他放弃了思考，也放弃了之前那种用体力劳动来麻痹自己的方式。当内心的压力积累到无法承受时，他唯一熟悉且有效的宣泄途径，再次占据了上风。

        刀片冰冷的触感，皮肤被划开时细微的阻力，以及随后涌出的鲜明痛感和刺目的红色，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扭曲的“如释重负”。

        只有在那一刻，脑海里嘈杂的声音才会暂时停歇，那令人窒息的情绪仿佛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左臂上，旧的伤痕还未完全淡化，新的伤口又层层叠叠地出现，他不得不再次用白色的绷带将其仔细缠绕、掩盖，如同掩埋一个无法见光的罪证。他知道这不对，但他已经无法控制。这是他唯一知道的，能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的方式，即使这“好”是如此的短暂和病态。

        临近开学，他花了一天时间，机械地将家里又重新收拾擦拭了一遍。

        然后，他敲开了李阿姨家的门，告知她自己准备提前两天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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