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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雄的保安公司也有地方政府找上门来洽谈这种生意，当时涂雄也看着眼热，还是赵建辉力阻他发展这方面的业务。后来鼎元公司受症，涂雄才心悦诚服的佩服赵建辉高瞻远瞩。

        即使截访失败，访民影响已成，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那么地方政府需求助第三条路：“销号”。

        上访者在上级部门申诉后，信访部门会备案留底，此谓之“标号”。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到京上访人数冀省位居全国第一达到了15700人次，中原省第二为5700人次，辽东省位居第三。

        但2009年后，相关部门变更规则，对正常上访不再通报，只通报“非正常上访”人数，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国大排名，并下发到省级党委与政府。

        这些排名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挂钩，但只要花钱去之，则无碍政绩。

        包括驻京、外包和“销号”，地方政府对于信访的恐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各色寻租者、掮客、打手于其间觅食。无论驻京办、保安公司、信访局官员，在这个寻租场利益均沾，维护并扩大了“维稳”之饼。随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即便与“维稳”无直接关联，亦可以“维稳”之名，行“寻租”之实。

        截访、外包和销号的灰色市场之所以存在，一大原因在于维稳体制本身。以信访为例，在信访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或“截访”，或“销号”，信访本应承担的“下情上达”功能近乎失效。然而，从制度设计之源求证，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的转身：与毛时代服务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不同，信访制度在新时期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

        在应星看来，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维稳”问题必然浮现起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在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上，不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主体，因而势必具有与当事人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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