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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是登记制度不对，而是工作安排上问题多多。

        洪武年间大造黄册时，明太祖朱元璋安排了一千二百名国子监生在湖上搞审核。

        可到景泰年间，参加审核的监生就减到八百人，到弘治年间减到二百人。

        甚至到后面，朝廷连几千两的审核工本费也经常給不起，监生们对于承担这个的职务怨声载道。

        所以，所谓的查册审核，多数就是走个过场了。

        洪武之后造黄册，皇帝也只求造出来，不求内容，而且成本由地方上负责。

        于是那不好意思，小册的纸张就变成劣等纸了，放不了几十年就碎了，抄写也不讲究了，毕竟广大的农村地区文化人不好找。

        而在地方上，里长会同胥吏、官员按自己的需求填写，黑箱空间太大了，黄册成了腐败百变衍生的载体。

        土地兼变，摊派徭役，那便成为明朝吏治最大的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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