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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两次发问，两次都说了同一个词：“家兵”，再加上“有诏”、“无诏”这个直捣中军的“质问”，很明显，董卓这不但是想给荀贞下马威，而且还想拿“合法性”来压荀贞了。

        “我此次来洛，本是奉大将军之令，后闻大将军被害、天子流落宫外，遂催兵急进，过河进京。此来京都，我虽然无诏，然却是为勤王，……将军问我此话何意？”

        董卓的这个问题，问荀贞是“有诏”还是“无诏”，荀贞有两种回答方式。

        一种是可以直接给董卓顶回去，可以反问董卓带兵入京是有诏还是无诏，再一种便是他刚才的回答方式，不给董卓顶回去，也不反问董卓，而是托以勤王之名。

        这两者回答方式，前者固然痛快，却容易落把柄到董卓的手中。

        首先，如这么回答，从本身而言，荀贞就把他自己和董卓混为一谈了：两人都是无诏而带兵入京，大哥别说二哥。这么一来，荀贞顿时便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其次，如果有人质问董卓为何无诏而带兵入京，那么董卓就可以拿荀贞来当挡箭牌：你们说我不该无诏带兵进京，荀贞呢？他不也是如此？

        所以，荀贞没有第一种方式回答他，而是用了第二种方式。

        用第二种方式回答董卓，就有利多了。

        如果第一种回答方式的重点在“合法性”，那么第二回答方式的重点则是在“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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