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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死后，北京兴奋了一段时间，认为压力大减，可以集中力量收拾邓名了。可还没有高兴几天，邓名就又一次发动东征，而且这次更史无前例地截断了漕运——这给了北京官员以当头一棒，让他们意识到四川的实力依旧强大，依旧有可能掐断运河大动脉。

        看着朝廷发来的议和文书副本，遏必隆的心情十分复杂。在这份合约草稿里，北京不但表示愿意放弃四川、云南这些明军仅剩的根据地，还愿意从贵州退兵，甚至愿意放弃广西和湖南来交换汉水流域、崇明岛和舟山。

        从战略形势上看，清廷的条件无疑非常优厚，其中更暗示，明廷到底是保护永历回昆明继续坐龙椅，还是另选贤良继承烈皇大统，清廷对此都毫不关心。换句话说，清廷的谈判对手是邓名，而不是永历或是李定国或是郑经，只要成都同意和北京划分势力范围就好。

        和杰书的看法一样，遏必隆认为如果邓名肯议和，北京未必不肯弄假成真，把缓兵之计变成正式的合约。至少遏必隆不会坚决反对这样一份合约，满人已经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富饶的省份足以保证八旗过上舒服的日子，只要能保住这些胜利果实，稍微还几个省给汉人也不算什么大事。

        而四川和湖南两省粮产量都很大，应该足够保证南明高层生活得不错——如果南明养活不了自己，那北伐中原、光复失地的呼声就不可能沉寂下去，而如果南明文武高官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富贵生活，那他们的斗志就可能被磨平，就好像南宋一样；而那些坚定的主战派，会成为邓名的眼中钉，不需要清廷动手，邓名为了自己的权位就会把南明的主战派统统消灭。

        “如果邓名肯篡位就更好了。”遏必隆在心里琢磨着，如果南明之君得位不正，那他的主要精力就会用来镇压异己，当这一代人老去后，邓名的继承人也就不足为虑了。继承者不一定有祖先的军事才能，自幼锦衣玉食，更不会以小博大，为了虚无缥缈的功业而冒险让自己的富贵成空。

        “奴才认为这个缓兵之计可行，”遏必隆对杰书说道：“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调兵遣将，如果邓名真被这个缓兵之计麻痹了，我们就能争取到更多调动军队的时间。”

        杰书仍在沉吟。入关以来，清军虽然不断胜利，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但战争就要死人，仅是行军都要死人，在路上得不到更好照料的病号，死亡率明显高于住在北京家中。多尔衮时期，清廷就靠不断给汉人抬旗来补充损失，不过即使如此，到顺治十年的时候，满人中的成年男丁已经不足四万——眼看胜利者就要因为不断的胜利而自行灭族了。

        因此，顺治进一步改革军制，设立了绿营这种纯汉人的军事单位，用他们承担地方驻防的工作后，满洲人的损耗才进一步降低。不过好景不长，郑成功在镇江之战中一家伙就杀了好几千满洲人，高邮湖一战要不是邓名奇异的克制行为，又是几千满洲人要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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