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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名记得有句话很好地形容了胜利的不容置疑xing：“我们的最终胜利，就连敌人也毫不怀疑。”，搁在这套哲学理论上，那就是“这套哲学理论的论断，就连它的虔信者也没当真。”，若是创始人泉下有知，那真是情何以堪啊。既然虔信者都能大拆、特拆创始人的台，那邓名只能认为实际cao作中有无法逾越的难关，因此他实在不敢用这套哲学做指导理论。

        不过十几年教育的威力非同小可，邓名目送叶天明离开后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会害了成都的百姓：“我应该是把资本主义放出来了吧？据说它一诞生每个毛孔就都充满了鲜血和其他脏东西，撕下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温情脉脉的面纱。”

        “无论是孙可望的军屯、还是满洲的八旗包衣，产出的粮食都是用辅兵或汉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就是把资本主义这野兽放出来，都府的百姓还能比这过得更惨么？”可邓名仔细一琢磨，认为在中国应该不必担心这个，看过辅兵和百姓受尽欺压、毫无尊严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后，邓名觉得很难想象有比现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ri子了；邓名估计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层百姓会有着比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让创始人痛心疾首地说出那番话来：“这大概是国情不同，我没有去过欧洲，不知道现在欧洲的贵族是不是爱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户是不是能有鱼有肉吃着，不用担心被侮辱、欺压，但起码过得会比中国百姓好不少。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格伟大，总不会是个信口开河的大忽悠吧？”

        尽管邓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会更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还是打算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在叶天明走后，邓名又几次召集军官会议。在几次会议上邓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都府能够从盐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盐行把全部的利润都交出来并不合理，他们承担风险，负责管理、实施食盐生产；不过显然他们从都府政权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官兵为他们的货物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组成的，所以如果盐行独吞全部利润显然不合理。”

        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不过他们也说不出那里感到别扭。

        不过并不是每个军官都对哲学理论一无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邓名发言中的漏洞，总结了一套说辞来反驳邓名：大意仍是军队属于邓名所有，而那些盐行也是一样，邓名会因为盐行的贡献而给予赏赐——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军队从邓名手中领取军饷和功勋，和盐行的生意并不直接发生关联；至于都府的百姓，邓名愿意给予赏赐那是邓名仁德，如果邓名不给也没有丝毫说不过去之处。

        任堂的观点和理论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邓名本来是非常难以反驳的，幸运的是邓名不是当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邓名拥有皇帝或监国身份，所有的军官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况导致明军有一些思想混乱，给邓名进行渗透的机会。

        邓名坚称成都政权、四川明军、盐商、百姓都是永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无法反驳这一论点，那么邓名自然就没有居中赏罚予夺的合法xing。邓名不拥有这个权利，四川明军处于感情问题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永历皇帝，有人就开始接受邓名提出的那个模糊的成都概念。

        就这样，利用天子弃国威信大减这个机会，还有事实上的军阀自立这个事实，邓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军队原本坚固无比的思想堡垒上撬出一道细细的缝隙，渗透了一些否认“朕即国家”的思想进去。

        在晃动了一下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后，邓名总算在全军掀起了几次如何合理分配战争红利的大讨论，官兵也没有再众口一词地表示“听提督安排”，而是开始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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