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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靠压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办成的事，没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办成？

        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熙丰变法最终失败，其实与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当没有根本上的关联，与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业半道而殂也没多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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