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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贤无不是秉承这一传统，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结新的理论，以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到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的学术派别，礼乐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内核，关注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才是。

        并抨击一些读死书的腐儒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一点，才会把圣人的务实创新精神丢到一边，却专注于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学真义。

        自徐泽在大名书院发表《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之后，故作荒诞之说以求显达于大同新政权的儒生便越来越多。

        相应的，鸿学博儒们的驳斥之声自然也不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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