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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乱的诱因，和已经去了西京道的耶律大石没有半点关系。

        辽国末年，政治腐败加连续灾荒，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东京道的女直人完颜阿骨打和渤海人高永昌接连叛乱建国，只是这些社会集中爆发的外显形式，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

        相对而言，东京道和上京道部分地方经过激烈的战争后相继易主，反而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尽管这些地方的军民投降金国后，并没有因为由辽人变成了金人，就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频频出现的灾荒。

        但作为先投降者，至少还能跟着女直人的后面喝汤啃骨头，享受女直人漏下来的一点战争红利，得以转移部分社会矛盾。

        而处于准前线又坚持到最后的兴中府、宜州等地，则长期承担着支撑战争的巨大压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会各阶层尽皆厌倦了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

        可金国拿下这些地方后，不仅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解决处于爆发边缘的社会矛盾，还在原本的社会金字塔顶层又增加了一层，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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