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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中原本被将门把持的上升通道却得以松动,诸如韩世忠、曲端等青壮派中低阶武将有了晋升空间,军心士气竟然有所提升。
这一系列的操作还凝聚了部分人心,巩固了教主道君皇帝原本岌岌可危的权位,让其人稍稍安心了一些。
但这些只是上篇文章,如果不能及时补救大宋与大同的关系,解除两国的战争状态,同军随时都能南下撕掉大宋皇帝的遮羞布。
因此,在解决朝政动荡,惩处败军丧师的将门军头的同时,教主道君皇帝赵佶展现了罕有的果决和行动力,做出了如下战略调整。
其一,诏荆襄漕粮直接输送至南阳府,以支持工部侍郎孟揆加快南阳府防御体系建设。
其二,加尚书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并任河东路宣抚使隆德府知府,主持河东路事务,以收拢溃卒,安抚人心,稳住岌岌可危的河东防线。
其三,诏豫国公童贯为陕西诸路宣抚使,节制西军全部兵马,以应对同军可能继续南下的危急局面。
其四,派太宰、中书侍郎王黼领使团前往大同燕京,拟割河东路汾州以北部分州府,并献上巨量钱粮,以乞大同正乾皇帝息兵罢战,重议两国睦好。
自三个多月前,徐泽借口河东路擅自招诱本国汉儿为由威胁大宋开始,大宋君臣和开封府百姓就一直承受着同军随时都能打到东京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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