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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如张孝纯、王禀这样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文武官员并不多，更多的人是如知忻州事贺权这般识时务的“俊杰”，而大部分英勇反抗的守城军民也很懵懂。

        这些人面对同军时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程度的对抗，只是出于维持过往生活的惯性和对侵略者的本能恐惧。

        一百多年前，宋军平定北汉前后，可没少在太原府烧杀掳掠，所做的恶事倾汾河之水难洗。

        正是源于祖辈相传改朝换代的悲惨记忆，才让太原府军民面对侵略时选择抵抗。

        即便明知道最终打不赢也必须打，至少要让侵略者见识太原百姓的不屈精神。

        只有如此，才能让侵略者有所忌惮，不敢为所欲为。

        但同军以铁血手段打服各地守军后，不仅没有烧杀掳掠，还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并发动百姓重建家园，则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从辽东到京东，从河北到燕云，大同政权已经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占领区消化政策，也培养了大批精于做百姓工作的行政人员。

        俘虏鉴别释放稳定人心、市容交通整顿以工代赈、演出队政策宣传消除对抗情绪等一系列的工作到位之后，太原百姓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之前是被赵宋官府给骗了。

        同军不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匪军，改朝换代也不是必须伴随烧杀掳掠，在大同治下生活要远远超过在赵宋管理之下。

        有了今昔不同的鲜明对比，太原府底层百姓对同军的抵触情绪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踊跃积极加入共建会，踊跃参与战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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