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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由一批天才学者将某一流派的思想推上主流地位，才能确保其学派内部的思想稳定，进而维持整个王朝的思想稳定。

        然后，再等待下一个剧烈震荡的时代，呼唤符合彼时的“儒学”理论来解决时代问题，再等待进入下一次大分裂，如此循环。

        赵宋便是这样剧烈震荡的时代，儒学也迎来了大发展。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以邵雍为代表的数学（先天象数学）、以程朱为代表的狭义理学等等。

        甚至，后世王阳明的心学，也发端于“此时”稍后几十年的陆九渊心学流派。

        有宋一朝，儒学能产生了这么多的流派，实际是儒家面对无法解决的时代问题时，在学术上的反思与突破，这种反思与突破也必然导致儒学再次的大分裂。

        早在徐泽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儒家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众多的新流派，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了诸多的裂痕，再次分裂是迟早的事。

        徐泽当年放出《大同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激化这一过程。

        经过三年时间的充分发酵，《大同说》带来的讨论，已经使得儒家内部一直就存在的严重裂痕不断扩大。

        在这种背景下，徐泽再抛出“学问根本论”，既惊世骇俗，却也能为世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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