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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官府定立的铁课模式不合理，各监冶务场官吏的主要精力放在铁课上，对具体生产关注很少，甚至有官员为了政绩而竭泽而渔，逼迫冶户多交铁课。”

        “冶户为了完成课额，便会优先考虑压缩成本生产粗铁，由此导致一方面官府收上来的铁基本不能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冶户技术退化，时间越久，产的铁就会越来越不行。”

        这些问题汤隆、严四郎曾经都跟徐泽汇报过，但二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心”不好，要选合适的人当官，要给老实经营的冶户机会之类。

        二人的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没有操作性。

        谁是“合适”“老实”的人？

        谁能一辈子都“合适”“老实”？

        谁来判断别人是否“合适”“老实”？

        谁又能决定谁有资格判断别人是否“合适”“老实”？

        小铁矿还勉强凑合，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铁监用这种方法选人基本做不到。

        这就是眼界与阅历的差别，也是很多事只有在某些人手中才能办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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