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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就有失控的苗头，这不是徐泽想要的结果，不谈此时是否具备开展农民运动的客观条件，就他手下正在逐步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不会支持这件事。

        开展农民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严密高效的组织支持，这些都超越了徐泽的能力范围。

        坦白地说，徐泽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狂暴最彻底的力量。

        现在也远没有到天下沸腾的时候，自己要做的是闷声发大财，而不是当出头鸟和倡乱者。

        放任这种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泛滥，对自己，对参与的百姓，对整个天下，都极不负责任。到头来，害人害己，反会让北方崛起的女直人捡便宜。

        主持共建会日常会务的朱武更是一个头两个大，终于明白了徐泽当初培训时反复强调“此乃大杀器”，要他务必“稳控节奏、协调关系、团结各方”。

        好在，徐泽早有准备预案，矛盾闹得最凶之时，远洋商队返港，结算获利分红，船队招人、作坊招工、同舟社外包订单等，成功分散了大部分人注意力。

        借此机会，朱武约谈了几个上户代表，逼部分佃租过高的地主降低了租率，免除了一些不合理的高利贷，此举，自然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扬。

        此事过后，中、下户更加积极投身共建会事务，特别是带头“闹事”的那些人，主动充当同舟社眼线，及时反馈乡间的各种消息，并积极送子投军，以求共建会背后的同舟社进一步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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