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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历史上也不乏尝到这种制度好处后，赖在战时体制的便捷性上不肯过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前八年就属于利用战时体制做了正事儿，扛住诸葛亮的压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诸葛亮死后，曹叡的最后六年没了外部威胁，就属于赖在战时体制的红利里不肯下来，依然高强度动员，但搜刮来的民力都用来造宫殿个人享乐，腐化堕落。所以我并不是一味为战时体制的优点鼓吹。）

        这话刘巴也是不能在朝议上说的，太阴损了，私下里跟刘备说说倒是可以。

        而且刘备想拒绝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现成摆着呢，就说不忍河北百姓连续受苦，完全不用提别的。

        刘备听后果然犹豫了，没有再被法正的意见左右，决定去雒阳，问了李素和诸葛亮再拍板。

        可见四十岁的刘备，还没那么自负，不至于说出“事事问丞相，莫非朕不知治国”这样的话。

        九月初六的朝议上，刘备就敲定了三件事儿：

        先是正式讨论封司徒钟繇为槐里侯，食邑三千户，这个很快集议通过生效。

        随后刘备就宣布，即日起御驾东巡雒阳，百官也另定计划，分批在三个月内前往雒阳。明年的新年朝会，会在雒阳举行，到时候也会在雒阳重新郊祀，把朝廷职能全部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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