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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尚书》中既有《周书》，《尚书》的《周书》对文王的伯父“太伯”记载不甚详，到了《春秋》中却忽然详细了，还写了“太伯”迁居吴地。

        这说明什么？成书越晚的史料，却多出了成书更早的原始史料里没有的东西。而且这段产生新史料的时间，恰恰是在《尚书》与《春秋》成书的时间间隔之中。

        对应看一下这段时间差具体是什么时候，可知正是吴王阖闾在位的前后几十年间——所以，太史公这是隐晦地在告诉我们，吴太伯是周文王之伯父，是吴人得势后自己造势宣扬的。

        但孔子为了‘华夏’范围的稳定和扩大，采纳进了春秋，让吴人也成了华夏的一部分。

        要是孔子不认，太史公也不发掘，那说不定就会再遇到老臣前面说的‘如果蜀山氏和东夷氏女没有嫁给黄帝之子，说不定东莱和益州的人也不会自认炎黄子孙’的情况，无非这次被分离的是吴越。

        所以，自古以来，‘华夏’和‘夷狄’的界限其实一直是在模糊变动的，帝王有需求，华夏的定义便会扩张。具体怎么扩张、让后人潜移默化信服，需要的正是孔子、左丘明、太史公之类的人。”

        刘备听完，再次觉得自己的膝盖都不够拍了，今天一天之内，他的历史观被连续拔高了好几次境界和格局。

        蔡邕乘胜追击，在说完吴太伯的编造史之后，又说了越国人的措施：“同样，尚书的《夏书》里面，也没提夏第七代王少康中兴之后，少康诸子详情。

        但是到了《国语》里面，提到了少康庶子无余迁居越地，为越王后裔。显然，这个传说的形成，比吴太伯更晚，因为《国语》比《春秋》更略晚一些，太史公最后从《国语》里采信的这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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