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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母亲，金玉珠把所有能给的，几乎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却毫无保留的，将那发自肺腑的满肚子的委屈，统统都说给了众人以及视而不见的老天。

        金玉珠嫁给炎承宇这么多年来，饱受过的风霜雨雪本是一个柔弱女子应该沐浴的幸福生活，可是因为她年轻时外公外婆的那个草率的决定，使她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

        炎维诺的母亲，九岁时，就能站在锅台前做饭；十来岁时，就能缝缝补补，织衣做鞋。

        六十年代，求学不易，能上高中的孩子寥寥无几，只要是考上学的，那都被全村视为骄傲，莫说是村长了，就是县里的干部，那都是没有水分的；炎维诺的外公，就是一个鲜活鲜活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例。

        年轻时的外公，就曾被调遣去参军入伍，那时候，但凡知识分子入伍回来，至少都将享受县长级别的优待。但是遗憾的是，外公的父母执意要把他留在村里做村长，说是怕去的太久了，舍不得儿子离开他们。实际上，如果说老太的身边，需要有儿抚养，那么外公的弟弟二老爷也是该孝敬他们的，可是农村孩子多了，总容易迁延观望，而且那时候二老爷比外公小四岁，到头来作为老大，还是没有能改变自己一老本等的宿命。

        作为母亲的金玉珠，十九岁那年，就迫不得已的嫁到了华庄。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相对于现在还比较保守。当时，金玉珠嫁给炎承宇是一百个不甘心，尽管她心有不甘，可还是要认清现实，然后回到现实世界里，接受思想的感化。毕竟，那时候彩凤随鸦，很多男女连面都没有见过就结为了夫妻。凡是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都会被人嘲讽；凡是铤而走险，挣脱枷锁的，都会被认为是丢尽了颜面。众多迫害者当中，确实是有极少数能替自己夺回失去人格的，确实也有微乎其微走出了婚姻坟墓的。在这样的侥幸者当中没有金玉珠。

        炎承宇是三番屡次的去长王村找金玉珠，金玉珠从一开始就没有从心底承认这个固执的男人。像炎承宇这样的男人，天底下不只有一个；而炎承宇这样家徒四壁的，就方圆几百里屡见不鲜了。

        金玉珠出嫁时，外公安排了当时算是比较“豪华”的交通工具——架车子。架车子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结婚人能享受到的，通常都是一些稍微殷实的家庭才能承蒙的礼遇。当时的彩礼也只有八百来块，不过七十年代可相当于零零年代的八万块钱。那个年代居住的房子，土坯房、茅草屋还是有的，青砖灰瓦的也是金玉珠那个时候才陆续建起来的。

        尽管金玉珠是架车子抬上门的，当时很是“气派”，华庄全庄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记得，但是金玉珠住的房子北侧是用破棉袄和破布条堵的洞，冬天的风雪会从洞口吹进来。爷爷家里穷的连堵洞的多余的布都没有。那间门朝南的堂屋与西南角带锅屋的土坯房，已经先后住过四叔、三叔几家老少。东侧是后来建的一间门朝西的青砖房子，与土坯房的那间锅屋相对，也是留给其他叔们住的。二叔则住在紧挨着维诺暂住的堂屋的西侧，也是门朝南。爷爷的五个孩子就这样戮力齐心，同室操戈，熬过了若干个日日夜夜，炎维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地成长起来。

        金玉珠在炎维诺七八岁的时候，就同炎维诺的爸爸在北京卖爆米花。那时候北京的城管管得很严，只要晚上七八点钟，城管就会开着白色的商务车，在左家庄公园附近的一条东西向的马路上，开始活跃；就像站在最高处的悬崖边，感到十分饥饿的黑鹰，随时准备向下俯冲，然后发起猛攻。他们有时是三三两两的来，有时是单独行动。尽管摆摊的人中也有一些慈眉善目的老者，老者在别人看来，已经经历了风霜雨雪的磨砺，或许比一般的商人都要精明，但即便他们有三头六臂，也难免会遇到失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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